在一場重大社會案件發生之後，你會選擇怎麼做？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是公共電視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題材，製作的社會寫實劇，這部是公共電視暨「麻醉風暴」、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」之後，又一部引起台灣觀眾熱議的電視劇。
在這齣電視劇的第一集，時間設定在一場電影院無差別事件的兩年後，而劇中每個角色，從被害者家屬、加害者家屬、媒體工作者、法扶律師到精神科醫師，都是這個事件的相關人物，雖然兇手李曉明已經被法院宣判死刑，但這次事件所帶來的社會傷痛卻難以撫平。
每個角色面對傷痛、面對社會的與論時，也逼著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去思考，究竟什麼是善？什麼是惡？
「什麼是好人？什麼是壞人？你有答案嗎？」法扶律師王赦問。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這部是由《誰先愛上他的》、《出境事務所》的編劇呂蒔媛所撰寫的故事，也是台劇第一次引用大數據分析的劇本，2016年透過大數據技術，從臉書、PTT等社群平台蒐集了一萬多筆資料之後，加以分析與整理成各方面的觀點，呂蒔媛又花了半年做田野調查，跟許多社會事件的相關人物採訪。
有了這麼豐富的數據與採訪資料，才能讓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這個故事能如此刻畫人心，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價值觀差異，也帶出了許多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。
反映時代的寫實劇，帶著觀眾一起理解與療傷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劇情情節，參考了台灣這幾年的社會重大社會案件，有2012年的湯姆熊隨機殺人、2014年鄭捷、2016年小燈泡事件，以及搖搖哥強制送醫的爭議。我們在觀看這部電視劇時，其實也是在喚起這些案件的記憶，對劇中的故事更能感同身受。
這些社會案件發生的當下，我們或許也曾經是如此的害怕和不解，害怕上街、搭捷運、害怕接觸精障病人、希望司法快點給社會一個正義審判。不過隨著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故事演進，我們開始對每個腳色能有多一點同理。除了劇中受害者親屬宋喬安（和劉昭國）要如何走出傷痛、重新振作起來之外，被社會譴責的加害者家屬，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，其實往往也是跟社會大眾一樣，對哥哥的犯罪行為感到困惑、害怕與無法理解，但她與父母需要一輩子背負著社會譴責的標籤。
我們也能更加理解為什麼法扶律師王赦會願意為凶手辯護，而做出犯罪行為的李曉明，他會不會也是整個社會體制下，長期受到邊緣、排擠的受害者呢？
不斷的焦慮跟害怕無法撫平我們傷口，只有當我們願意正視這個傷害，試著去理解它，才能開始療傷，走出社會事件的傷痛。
精神疾病病人面對社會的困境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我們可以看到劇中社工師宋喬平、精神科醫師林一駿這對夫妻，他們對於精神疾病病人治療的衝突，得到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，遭遇社會許多的不友善，以及為了家計跟弟弟病情疲於奔命的應思悅。
這些劇情也討論到了精神疾病病人和家屬，在這個社會所碰到的困境。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病人的不理解跟恐懼，變成他們難以融入社會的阻礙，加上台灣精神醫療資源匱乏，對病人家屬也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。
媒體與鄉民的未審先判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每一集中的開頭，都是一篇社會案件的新聞為開場，在新聞影片下面，出現網路鄉民們的留言。
身為被害者家屬與品味新聞總監的宋喬安，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傷痛之外，也要面對跟時間賽跑，追求收視率的媒體產業狀況。她們需要及時、聳動的新聞迎合觀眾的口味才能賺錢，也因此難以做出足夠客觀的報導，犯下未審先判的錯誤。
鄉民看到斷章取義的報導，基於對事件的害怕不解、或是內心正義，在還沒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就在網路上肉搜跟譴責，這種看似是出自於道德良心的行為，在被無辜波及到的人眼中，跟「惡」又有什麼差別呢？
有些問題或許找不到解答，但理解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
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劇中，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問的問題。
「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，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！」
殺人犯李曉明的媽媽，邊推著車邊說出這句震撼人心的台詞。
「我哥是殺了很多人，但我跟我家人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？」
李大芝對宋喬安用媒體跟拍的報復行為，生氣的質問。
「那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？」
宋喬安痛心的反問。
「你們(媒體)殺的人，沒有比我哥少！」
「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要靠殺人才可以撫慰人心，保衛我們的安全。這個我沒聽過，這個太荒謬了」在李曉明被槍斃後，王赦難過的借酒消愁。
在這個社會上，有很多的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的方法。雖然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結尾並沒有給大家一個理想的答案，不過它讓每個角色都有了面對社會的勇氣，就如同現實中的我們一樣，開始試著理解，就是開始解決問題的第一步。
不僅是為了撫平我們心中的傷口，也是讓同樣的惡不會在發生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