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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們與惡的距離】關於如何勇敢,撫平心中的傷口

在一場重大社會案件發生之後,你會選擇怎麼做?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是公共電視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題材,製作的社會寫實劇,這部是公共電視暨「麻醉風暴」、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」之後,又一部引起台灣觀眾熱議的電視劇。

在這齣電視劇的第一集,時間設定在一場電影院無差別事件的兩年後,而劇中每個角色,從被害者家屬、加害者家屬、媒體工作者、法扶律師到精神科醫師,都是這個事件的相關人物,雖然兇手李曉明已經被法院宣判死刑,但這次事件所帶來的社會傷痛卻難以撫平。

每個角色面對傷痛、面對社會的與論時,也逼著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去思考,究竟什麼是善?什麼是惡?

「什麼是好人?什麼是壞人?你有答案嗎?」法扶律師王赦問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這部是由《誰先愛上他的》、《出境事務所》的編劇呂蒔媛所撰寫的故事,也是台劇第一次引用大數據分析的劇本,2016年透過大數據技術,從臉書、PTT等社群平台蒐集了一萬多筆資料之後,加以分析與整理成各方面的觀點,呂蒔媛又花了半年做田野調查,跟許多社會事件的相關人物採訪。

有了這麼豐富的數據與採訪資料,才能讓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這個故事能如此刻畫人心,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價值觀差異,也帶出了許多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。

反映時代的寫實劇,帶著觀眾一起理解與療傷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劇情情節,參考了台灣這幾年的社會重大社會案件,有2012年的湯姆熊隨機殺人、2014年鄭捷、2016年小燈泡事件,以及搖搖哥強制送醫的爭議。我們在觀看這部電視劇時,其實也是在喚起這些案件的記憶,對劇中的故事更能感同身受。

這些社會案件發生的當下,我們或許也曾經是如此的害怕和不解,害怕上街、搭捷運、害怕接觸精障病人、希望司法快點給社會一個正義審判。不過隨著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故事演進,我們開始對每個腳色能有多一點同理。除了劇中受害者親屬宋喬安(和劉昭國)要如何走出傷痛、重新振作起來之外,被社會譴責的加害者家屬,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,其實往往也是跟社會大眾一樣,對哥哥的犯罪行為感到困惑、害怕與無法理解,但她與父母需要一輩子背負著社會譴責的標籤。

我們也能更加理解為什麼法扶律師王赦會願意為凶手辯護,而做出犯罪行為的李曉明,他會不會也是整個社會體制下,長期受到邊緣、排擠的受害者呢?

不斷的焦慮跟害怕無法撫平我們傷口,只有當我們願意正視這個傷害,試著去理解它,才能開始療傷,走出社會事件的傷痛。

精神疾病病人面對社會的困境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我們可以看到劇中社工師宋喬平、精神科醫師林一駿這對夫妻,他們對於精神疾病病人治療的衝突,得到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,遭遇社會許多的不友善,以及為了家計跟弟弟病情疲於奔命的應思悅。

這些劇情也討論到了精神疾病病人和家屬,在這個社會所碰到的困境。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病人的不理解跟恐懼,變成他們難以融入社會的阻礙,加上台灣精神醫療資源匱乏,對病人家屬也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。

媒體與鄉民的未審先判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每一集中的開頭,都是一篇社會案件的新聞為開場,在新聞影片下面,出現網路鄉民們的留言。

身為被害者家屬與品味新聞總監的宋喬安,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傷痛之外,也要面對跟時間賽跑,追求收視率的媒體產業狀況。她們需要及時、聳動的新聞迎合觀眾的口味才能賺錢,也因此難以做出足夠客觀的報導,犯下未審先判的錯誤。

鄉民看到斷章取義的報導,基於對事件的害怕不解、或是內心正義,在還沒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,就在網路上肉搜跟譴責,這種看似是出自於道德良心的行為,在被無辜波及到的人眼中,跟「惡」又有什麼差別呢?

有些問題或許找不到解答,但理解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

「為什麼是我?」

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劇中,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問的問題。

「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,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!」

殺人犯李曉明的媽媽,邊推著車邊說出這句震撼人心的台詞。

「我哥是殺了很多人,但我跟我家人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?」

李大芝對宋喬安用媒體跟拍的報復行為,生氣的質問。

「那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?」

宋喬安痛心的反問。

「你們(媒體)殺的人,沒有比我哥少!」

「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要靠殺人才可以撫慰人心,保衛我們的安全。這個我沒聽過,這個太荒謬了」在李曉明被槍斃後,王赦難過的借酒消愁。

在這個社會上,有很多的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的方法。雖然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的結尾並沒有給大家一個理想的答案,不過它讓每個角色都有了面對社會的勇氣,就如同現實中的我們一樣,開始試著理解,就是開始解決問題的第一步。

不僅是為了撫平我們心中的傷口,也是讓同樣的惡不會在發生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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